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黄体军
《巴托比与我》是美国作家盖伊·特立斯91岁高龄时的新作，2025年11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译者舒云亮。盖伊·特立斯曾在《纽约时报》工作十年，后成为《时尚先生》签约作者，一向以写小人物著称，以不为人知的小人物的故事反映纽约这座大都市生活的另一面，那么在这本书中他又会带给我们哪些新的有趣的故事呢？
首先让我们了解一下《巴托比与我》中的巴托比是何许人物，为此我们有必要谈到此前出版的另外两本书：2019年1月漓江出版社出版的十九世纪美国文学巨匠麦尔维尔的中短篇小说集《阳台故事集》，张明林译；2015年3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西班牙著名作家马塔斯的《巴托比症候群》，蔡琬梅译。
麦尔维尔因其长篇代表作《白鲸》曾被毛姆称为世界十大小说家之一，《白鲸》出版两年后的1853年，他又发表了一篇描写纽约一家律师事务所抄写员巴特比生活的小说，即《阳台故事集》中的《巴特比》（另两部书中译为“巴托比”）。
“有天上午，有个动作呆呆的青年人来到办公室门口。面色苍白而衣着整洁，可怜巴巴又不失体面，无可救药的凄凉无助！”这就是小说中巴特比第一天前来应聘时的形象。小说中的叙述者“我”是律师事务所的负责人。除了巴特比，事务所还雇有另外两名抄写员，分别是快六十岁的火鸡和大约二十五岁的钳子，以及一名十二岁的打杂的伙计。律师的办公室与巴特比仅有一道屏风之隔，为的是既保持各自隐私，又方便招呼巴特比。起初巴特比的认真和敬业让律师很满意。他干起活来没日没夜，晚上还点上蜡烛夜以继日。但第三天却发生了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
这天律师喊巴特比和另外两名抄写员一起核对巴特比本人抄写的一份文件，但听到的却是一句清晰的拒绝：“我不愿意”。有了第一次“我不愿意”，接着有了第二次，第三次……律师喊巴特比来聊聊天，得到的回答是“我不愿意”；律师想让他去邮局为自己跑趟腿，听到的是“我不愿意”；问他在哪里出生的，能否讲讲自己的故事，回答是“目前我不愿意回答”；问他为什么拒绝？换来的答案是“我不愿意”；律师威胁要解雇他，让他离开办公室，他的回答仍是那句温和而坚定的“我不愿意”；后来他干脆什么也不干了，只是站在那扇小窗前，望着外面一米开外那堵没有窗户的砖墙。无奈之下，律师搬到一个新租的地方去办公，但巴托比仍留在空空如也的办公室不走。实际上从上班第一天起他就将家搬到了办公室，白天在这里办公，晚上在这里住宿。
房东不得不叫来警察，把巴托比作为流浪汉送进了监狱。律师找到监狱里，想让送饭的人特别照顾一下巴特比，但巴特比的回答却是：“我今天不愿意吃饭。吃饭对我无益，我不习惯吃饭。”就这样，绝食的巴特比最后饿死在监狱中。
几个月后，律师听到了一则真假莫辨的传闻：巴特比曾在华盛顿死信办公室当过小职员，后来突然因人事调整而去职。于是律师不禁发出这样的感叹：“想想吧，一个生来就不幸、脆弱绝望的人，没完没了地处理死信，分拣死信以待焚烧，还有什么职业更能激化这种绝望的感觉呢？”“唉，巴托比！唉，人生！”
但感叹归感叹，读到这里，读者仍未能了解到巴特比更多生活的秘密，也不知道他的动机何在。
让麦尔维尔没有想到的是，他笔下的这个巴特比在文学人物画廊中成了那些默默无闻、自我封闭、容易被忽视的小人物的缩影，还成了某种向世界说“不”的人物类型的象征。
在《巴托比症候群》一书中，作家马塔斯进一步将巴托比症状引申到作家群体，他从自身的经历出发，试图寻找和探讨那些具有“巴托比症状”的作家们生活的特质。这些作家在写作上曾经像抄写员巴托比一样敬业，但突然进入了一座“不”的迷宫：有些作家在完成一两本书之后就不再继续写作了；也有些作家写着写着，突然产生了自我怀疑，进入了某种停滞状态，怎么也写不下去了。在马塔斯提到的具有“巴托比症状”的作家名单中，不乏一些如雷贯耳的名字，他们本人和他们笔下的人物莫不带有巴托比色彩：瓦尔泽、卡夫卡、兰波、鲁尔福、王尔德、穆齐尔、塞林格、霍桑，也包括塑造出巴托比这一人物的麦尔维尔，以及作家本人……
据马塔斯自述，1999年他开始写作《巴托比症候群》，因为他自己就曾是一名“巴托比”。他曾出版过一本短篇小说，探讨爱情的不可能性。之后因为一次创伤，他开始以非常极端的态度拒绝写作，成了一名“巴托比”式人物。也正是从那时起让他对“巴托比作家”产生了研究的兴趣。马塔斯认为，只有试着解析这座“不”的迷宫，才有可能找到通往文学创作的道路。但探索能不能完成，他自己也不确定。
书中马塔斯为我们讲了一个关于墨西哥文学巨匠鲁尔福不再继续写作的有趣的故事。鲁尔福被“拉美文学爆炸”的主将们普遍奉为文学导师，1942年24岁时他发表了第一部短篇小说《生活本身并不严肃》，之后又发表了一系列反映家乡农村小人物的小说，1953年这些小说结集出版，取名《烈火平原》。1955年其中篇代表作《佩德罗·巴拉莫》出版，作品一问世即引发文坛广泛关注，被称为“拉美文学的巅峰之作”。正当大家期望他写出更多激动人心的“鲁尔福式小说”时，他却再也不写了。此后直到1986年逝世三十年间，他没再发表什么新作。为什么不再写作了？鲁尔福给了世人这样一个好玩的回答：“因为我叔叔赛勒瑞诺去世了，而我所写的每一个故事都是他告诉我的。”这条解释显然足够牵强，虽然在现实中鲁尔福真有这么一位叔叔。但也许正是凭着这条听起来让人忍俊不禁的“借口”，鲁尔福此后安然度过了三十年不再写作的生活。
让我们再想一想“现代文学之父”卡夫卡。他曾说“写作已占据我全部的生命”，但这位如此热爱写作的作家，却在遗嘱中要求好友布罗德焚毁自己所有的作品。这又是一个典型的巴托比式说“不”的故事。多亏布罗德背叛了他的遗嘱，不但没焚毁，反而将它们出版并大力推广。否则今天我们可能连卡夫卡的名字都不知道。为什么要焚毁自己的作品？卡夫卡没有细说。但在《个人点滴》一文中，布罗德对卡夫卡作了这样的回忆——“他的人生格言是：躲在幕后，不引人注意。”“这位巨人将自己扮作侏儒，混迹于我们当中，其举止没有丝毫惹眼之处。”“他从不戴巴斯克贝雷帽，也没有蓬乱的头发，身上看不出任何作家的外在特征。”从这些细节中，也许我们可以看出卡夫卡真正的性格。
回到眼前这本《巴托比与我》的书，特立斯告诉我们：“在写报道和长居纽约市期间，我遇到过许多人。他们多多少少让我想起了巴托比。我也许可以把他们看作正常人，但他们的个人生活依然是私密的。”“他们是看门人、银行柜员、旅馆接待员、餐厅服务员、邮递员、勤杂工、清洁女工、五金店营业员、干洗店工人、药房工作人员或其他地方的职员，他们有可能符合讣闻编辑关于小人物的定义。”
《巴托比与我》有三个故事主人公，《纽约时报》讣文作者奥尔登·惠特曼、内科医生尼古拉斯·巴萨和影视明星弗兰克·辛纳屈，但书中有很多对作者遇到过的小人物的温情回顾，这是最打动人的地方。
小人物值不值得写？小人物如何报道？小人物在都市生活中代表着哪些不容忽视的声音，盖伊·特立斯再次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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